林颐
文物深藏历史，莎翁擅写戏剧。当二者结合，描摹出的伊丽莎白时期，将是怎样的情景呢？
尼尔·麦克格雷格，曾任职伦敦国家美术馆馆长及大英博物馆馆长，完成了这一项颇有意思的工作。成果就是这一部《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
全书总共二十章，搭配大量彩色图片，每一章首页都有一幅精选的文物图片，正文部分不时穿插各类彩图。尼尔由某一件文物娓娓引出其中的背景，笔致渐渐联结起莎士比亚的戏剧，最后宕展至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每一件文物都像一枚石头，波纹荡漾方兴未艾，敲碎了时空的隔层，从漏溢的缺口里纷纷跑出那些有意思的人和事。
比如，莎士比亚把《亨利五世》描述得辉煌无比，由他统帅的英国军队，虽然实力远不及对手，却大获全胜。观众必须要以他展现或表演出来的一切作出判断，因为戏剧中可以被理解的东西说到底不过是表演的行为和熟记的台词。当我们一边聆听亨利五世激昂热情的作战宣言，一边观摩他当年的作战装备，他的甲胄、盾牌和宝剑，心中会泛起什么样的情感呢？如今它们安静地搁置在西敏寺的地下博物馆里，诉说着欧洲的往昔荣光。
莎士比亚的才华有赖于他的时代和环境。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戏剧在伊丽莎白时期人们的世界观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要知道，那时候的人们几乎都不识字，连贵族都很少受过教育，戏剧表演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在戏剧中，一切社会生活的内容——所有的身份，所有的职业，所有的行业——都被分门别类地表现出来，并且按照当时人们对它们的期望与认识被刻画出来。莎士比亚正是依靠他的历史剧获得了广大的声誉。
莎翁戏剧的成功，一个原因就是他解构历史的能力和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透彻了解。《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等，阴谋、反叛和同室操戈经常是莎翁戏剧的主题。今天，我们凝视《都铎王朝肖像》，油画上那位华服珠光绕身的“童贞女王”，以及她身旁环伺的神情不一的贵戚王族，是否会想起莎翁《玫瑰战争》中亨利六世的最后的独白？他把王冠小心地戴在头上：“再感觉它吧，那轻轻的压力，我早已把它忘记，还有所有的习惯，几乎所有的……让我在安宁中生活，远离血腥的历史——政治。”或者是哈姆雷特在墓地中与掘墓人的对话，不管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是恺撒，留下的都不过是一黄土。
伊麗莎白一世终究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我们在本书中可以探寻到近代英国起飞的痕迹。
第一章《英国走向全球》讲述德雷克爵士的环球航行纪念章，一个光怪陆离的遥远的世界在召唤英国。人们对新事物应接不暇，产生了各种各样荒诞的想法和稀奇古怪的理解，莎士比亚以《错误的喜剧》等反馈了这种现实。《奥赛罗》除了阐述爱情中嫉妒心的可怕，主角的摩尔人身份也让我们注意到了英国本土民众与非洲移民的种族矛盾。类似的、更加广为人知的就是《威尼斯商人》，那只精美绝伦的维泽理尼高脚杯，正是奢侈浮华的威尼斯的绝好象征，它既吸引着英国人、又让英国人痛恨，这是金钱和财富的危险魔力，也是近代英国走向世界的动力。
莎士比亚不是刻意地通过特殊甚至是古怪的特性来表现一个独特的人物，他更关注的是要提供给观众可信的人物类型。他的戏剧中不乏有声有色的小配角，把目光转向普通民众的市井生活吧。这顶“学徒的帽子”，灰不溜秋、毫不起眼，然而听罢尼尔的解释，就清楚了它内涵的意义。服饰与革命从来都是挂钩的，我国古代的服饰连颜色都有严格规定，而“无套裤汉”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在伊丽莎白时期，6岁以上的城市男性平民被强制要求必须戴帽子。这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识别符号。莎士比亚在《尤里乌斯·恺撒》和《科里奥兰纳斯》中都设置了一群年轻人在欢呼时将帽子扔向空中的剧情，这暗示了一种群体冲破桎梏的强大的破坏力量。
莎翁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世界，而正如尼尔所说，“莎剧对于动荡的现代社会的呈现能力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即使莎士比亚已经逝世400年，莎剧依然络绎不绝地在世界各地上演，它们和博物馆中那些珍藏的文物遥相呼应，一同折射出了历史深处的幽微光芒。
